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者：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年第12期
摘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关键在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环节重在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分配环节重在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流通环节重在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和畅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循环，消费环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消费升级。“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
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之“变”，既包括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调整，它正在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而作为这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成为大变局的最大变量，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也反映了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
从国内看，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条件深刻变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万亿元，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产体制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面对如此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需要思考“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本文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调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个维度阐释百年大变局的“变”及对我国的影响，分析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特征，讨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演进脉络，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对我国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变了什么，怎么变，变到那里去？大变局之“变”，主要有3条基本脉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我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谢伏瞻，）。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力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经济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正在成为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更多体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替代加快，由此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的扩张放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创造了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都处于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明显落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为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人力资本、创新资源和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
我国面临美国科技封锁的挑战。美国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和打压，限制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压缩我国高技术产品应用的市场空间，并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试图利用其对中美双方影响的不对称效应，增加我国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遏制我国的科技进步，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但这也将倒逼我们下决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二）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世界投资报告年》的数据显示，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加值占比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是这一指标自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更加强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年间，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增长2.7%，反映商品生产价值链的区域集中度提高。以东亚地区为例，年以来，东盟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提升到15%左右。全球产业链布局从成本主导转向成本、市场、技术多因素共同作用，要素成本因素在产业链布局中的权重下降，市场和技术可获得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产业链的全球垂直一体化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电子商务、竞争中立、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美欧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快推进，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为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创造条件。受益于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我国已成为亚洲的生产组织中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年亚洲6个重要经济体，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均为日本，年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重要经济体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转向中国。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7%，年世界强上榜企业数（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超过美国，已是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日益显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日趋深入，又能控制产业链的节点位置，这些变化将大幅提升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资源的能力。
我国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加之中美经贸摩擦造成关税成本上升，以及国内本土企业崛起带来的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产业外移的压力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并提出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采取措施把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重新转回国内，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产业外移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美国为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遏制我国快速崛起，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联合欧盟、日本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声明，要求我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承担超越发展阶段的国际义务，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要求，试图以“规则”挤压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大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难度。
（三）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群体性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到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高于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速。“十四五”时期，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继续上升，“东升西降”的态势将加速演进，国际经济格局将加速重构。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态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特别是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继续上升，按现价计算，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为16.2%，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为67.4%（陈昌盛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美国经济将收缩4.3%，这将使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上升至美国的73%左右。“十四五”时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继续缩小，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年前超过美国，这将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局面。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金融施压，并在香港、新疆、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新冠肺炎疫情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变本加厉，从扩大对华出口限制，把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到针对TikTok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