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从诗坛的纵向发展来看，于秀华诗歌不但是达到了专业水准，甚至可以说是有一定贡献的。而相对于新世纪诗坛的横向动态又如何呢？当今中国有《诗刊》《星星》《诗选刊》《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林》《诗潮》《绿风》等各类诗歌刊物，每年发表诗作几千余首，还有众多的不计其数的络诗歌和未发表同仁诗歌，在这其中余秀华诗歌又价值几何？余秀华走红后，不少人拿她的诗歌同自杀的富士康青年许立志的诗歌遗作《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相对比：“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平心而论，《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在感情的把握与语言的节奏上并不输余秀华，即使在主流诗人中也毫不逊色，但许立志的死不但没有引起媒体多少反应，连评论界也鲜有人再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做“诗人之死”的文章了。这种辛酸的对比，反衬的是余秀华诗歌“事件化”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共时性层面上，余秀华诗歌即使在工农底层诗人群中也并不是最好的，她的走红的确是与她脑瘫、农妇的特殊身份息息相关，或者更直接的说法是，她脑瘫、农妇身份导致了其有一定专业水准的诗歌作品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大环境下被无限放大了。这其实是当下一种一再出现的文化现象，不独诗歌有，像“大衣哥”、旭日阳刚等草根歌手的突然走红，也是与其特殊离奇的苦难身份或拙朴粗陋的音乐形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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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我屈指可数的幸福，屈指可数的在乎与不在乎。